大義滅親為什么不違反道德(大義滅親是否值得提倡)

今年高考語文試卷以“女兒舉報父親違反交通規(guī)則開車接電話”作為作文題目。似乎有意引導青年學生為這種“殺親大義”叫好。不出所料，相關話題再次引發(fā)公眾關注和熱議，但好評似乎并不多。

如果倒退三十年、五十年，人們在輿論的影響下，幾乎會毫無保留地贊揚這種所謂“殺親取義”的行為。曾幾何時，我們的新聞報道中充斥著這樣一些在今天看來頗為荒唐的指責和揭露，比如“徐東才為人民站出來舉報奸商父親”、“家庭主婦王佩芳堅決舉報她的間諜丈夫”、所以《小紅之朵的爺爺》花樣百出，讓人目不暇接。這種以階級立場突破人類道德底線、以斗爭哲學掃除親情的“政治正確”，曾經(jīng)在大街上自信地標榜，每每想起都讓人不寒而栗。

改革開放后，“階級斗爭”話語失去力量，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義滅親”的政治正確并沒有消失。相反，它轉(zhuǎn)變?yōu)椤懊褡逯髁x”方面，并繼續(xù)被媒體和社會所使用。游走、招搖，其欺人之意昭然若揭。這次的高考作文題目《女兒報爸爸》可以說是對這種“殺親取義”的民族主義敘事的最新解讀。往好了說是老調(diào)重彈，往壞了說是泥沙上升，讓人頗為不寒而栗。

在“大話”逐漸消失、價值觀日益多元化的時代，重蹈“正義滅親”的老調(diào)，是無論如何都需要警惕的。即使我們可以勉強忽視這種鼓吹背后的動機和立場，我們也不能忽視所謂“殺親求義”的民族主義敘事在表面上的模糊性甚至淫穢性。

也許有人會說，“義親”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是的，縱觀歷史，無論是從詞源還是史料來看，滅親取義的“壯舉”似乎代代延續(xù)了數(shù)千年。但別忘了，傳統(tǒng)的“義滅親”從來都是一種孤獨的道德立場，從來都不是國家說教的任意擴張。所謂“義”是有嚴格限制和例外適用的，何況還有“這種與‘親親相親’完全不同的道德和法律原則，是相沖突的”。用它。在傳統(tǒng)中國的背景下，“殺親討義”的影響范圍并不長。除了叛國、弒君等令人發(fā)指的罪行外，似乎并沒有延伸到一般的非法甚至犯罪領域。即使是歷代法典中，隨意揭發(fā)、控告、應“隱匿”的親屬，也會受到懲罰。

然而，幾十年來，集體主義的巨大陰影始終籠罩著這片土地和這片人民。個人被集體代表，家庭關系被政治劫持。在那段瘋狂的歲月里，“以義除親”在斗爭哲學和階級話語的激勵下被賦予了無限的合法性。相比之下，“藏親”則被斥為封建糟粕，被扔進舊紙堆。在這種無休無止的政治操縱下，存在了數(shù)千年的家庭倫理被徹底摧毀。父子反目，夫妻反目。這造成了無數(shù)的家庭悲劇。

進入開放時代的“改革敘事”后，中國社會并沒有對“階級斗爭”歲月中各種告知、破壞倫理的行為進行徹底的清算和反思。事實上，政治正確的道德說教和民族主義的社會動員依然存在。但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全面推進國家和社會的“現(xiàn)代化”，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溫暖、有愛、誠信、和諧、以權利為基礎的公民社會，就不能允許這種肆意宣揚“殺戮”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坝H人討公道”如果疫情蔓延，對于這種明顯挑戰(zhàn)人類倫理和親情底線的似是而非的煽動行為，我們不能充耳不聞。

值得欣慰的是，《為正義而滅親》的文章標題發(fā)表后，公眾并沒有盲目推崇和崇拜，而是出現(xiàn)了不少質(zhì)疑和反思的聲音。這是正確的。在這樣一個價值觀多元的時代，任何人都無法壟斷話語權，也無法兜售任何不容置疑的價值標準。尊重每一個獨立的社會個體，尊重他們的獨立選擇和判斷，而不是訴諸道德或倫理綁架，才是一個成熟文明社會應有的社會氛圍。與此同時，反思和質(zhì)疑的聲音也代表著我們的社會正在逐步恢復民族的“良知記憶”。統(tǒng)治者眼中的“人民”，在被政治操縱了幾十年之后，依然良心無愧。想到這里，我不禁有些感動。

當然，“殺親以義”這種令人肅然起敬的道德贊譽也并非沒有可取之處，也并非全然不可取。即使在今天，在涉及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重大突發(fā)事件中，“殺親求義”仍然有其合法性。但除極少數(shù)例外情況外，在一般社會背景下，沒有必要過分夸大“殺親正義”，更不應給公眾帶來任何鼓勵舉報或拆散家庭的疑慮和困擾。和家庭關系再次。

一個正常的社會不會有那么多的“大義”，更不會要求公民以殺心“滅親”。所以，像《女兒報爸爸》這樣的無聊劇就不要那么夸張了。真的很無聊。如果渲染中加上一些道貌岸然的說教就更無趣了。無聊加無聊不會讓消極變成積極，只會讓無聊加倍，讓人感到厭惡而敬而遠之，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帶來相反的效果。

因此，習慣于說教、灌輸?shù)闹贫染S護者在再做這樣的事情之前，應該好好思考一下。原因很簡單。只要大家不再夸耀道德，我們的社會就會因為真理而變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