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時代風尚(唐朝的時尚元素)
馮麗君
唐寶歷元年（825年），生活在江南的白居易寫下了《霓裳羽衣歌》，再現(xiàn)了長安宮廷的樂舞場景和他對長安宮廷的生動記憶。京城：案發(fā)前的舞者，貌美如玉，未穿俗服。紅上夏裴步搖冠，珠戴無數。娉婷似乎沒有理睬羅琪，聽著她的音樂掛著，走著走著，一次又一次。一千多年后，我順著他的目光翻閱書籍。我不僅感受到了他想要重回長安的渴望，而且意外地發(fā)現(xiàn)這里隱藏著唐人審美的各種形象，或者說唐朝的時尚標準。詩中。
鳳舞云裳：
唐代的絲綢與時裝
美國學者陳步云的新書《EmpireofStyle：SilkandFashioninTangChina》有一個詩意的中文名字：《唐風刷門檻》。本書的主題是唐代的絲綢與時尚。核心點是，時尚是唐人生活的中心，因為這個王朝將服裝置于經濟和道德價值結構的中心。
本書的論點脫離了將時尚歸因于現(xiàn)代性的研究。它關注服裝和裝飾對于制作者、穿著者、觀看者和記錄者的意義建構。用作者的話說，這是一個“審美游戲”。這不是一般的性別史或服飾史研究，而是基于歷史的跨學科綜合研究。
其中，女裝絲綢面料作為時尚手段尤為引人注目。白居易詩中那些“不穿俗裝”、身著“虹衣夏佩”、“落綺”的舞女，甚至成為了長安的具體形象，縈繞在詩人的腦海中。然而，陳步云在本書中談論的遠遠超出了女性絲綢面料，這可能是現(xiàn)代人眼中最具代表性的時尚審美對象。那么，“帝國時尚”是什么意思呢？
作者將時尚的變化視為一系列事件的組合，這些事件說明了著裝行為如何成為國民生活的記憶。首先，唐代的文化和地域擴張為盛世時尚的發(fā)展提供了動力。原本居住在內陸地區(qū)的男人和女人接觸到了更豐富、更多樣化的物質世界。然而，安史之亂之后，唐朝的時尚觀念就變得完全不同了。極其華麗的絲綢材質和流行時尚讓位于一再禁止的奢華。在不斷變化的政治社會條件下，我們如何通過眾多的現(xiàn)象來認識唐人時尚的本質呢？
本書認為，禁止奢侈并不禁止所有人的奢侈行為。對于那些有財力的人來說，購買豪華紡織品變得越來越容易。然而，朝廷出于維持階級差別和壟斷關鍵物質資源的考慮，影響了對奢侈品的鼓勵。這種方向是制作簡單的紡織品。唐代皇帝提倡禁奢，同時進行大規(guī)模的建設工程，舉辦盛大的宴會。事實上，它揭示了無論是皇帝還是百姓在參與審美游戲、追逐時尚的過程中都無法抗拒華麗絲綢的誘惑。
這本書吸引我的還有兩點：一是它從文字到圖像注重唐代時尚的呈現(xiàn)，壁畫和陶俑的運用直觀地把我們帶回了唐朝的情境；第二，是關于時尚男女的時尚。時尚觀察，具有性別史理論背景。
當然，細心的讀者也會發(fā)現(xiàn)，作者對唐代的絲綢生產非常熟悉。有專門的附錄介紹絲織品的知識，大量的出土實物照片也頗具視覺沖擊力。例如法門寺展出的武則天繡裙，總體保存較好。白居易詩中的云舞人物被凝固在這些文物上，呈現(xiàn)出長安的記憶。
金銀之美：
唐代器皿的歐亞時尚
長安的優(yōu)雅女子大多隨身攜帶金銀香囊，香囊設計精美，內裝燃燒的香料，散發(fā)著淡淡的清香。事實上，唐代金銀器的生產和使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而高層人士的時尚審美之一就是用這兩種貴金屬制作裝飾精美的器皿。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新版出版，經典重讀。在當今唐代考古學飛速發(fā)展的背景下，又有了新的見解。尤其是金銀器納入審美意象和長安記憶，創(chuàng)造了截然不同的唐代時尚。感覺。
唐代以前，金銀器在中國大陸并不流行。唐朝國力的繁榮帶來了采礦、技術進步和海外交流，使金銀器一下子成為了文人雅士特有的審美產物。陜西西安出土的金銀器銀器的豐富和集中，也說明了長安作為時尚之都的地位。不可否認，唐初金銀器的流行與胡風的流行有著密切的關系。唐代胡漢文化的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擴大，提供了歐亞時尚的源泉。
事實上，早在中國古代早期，金銀器就已經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匈奴、鮮卑系中流行，主要用于個人裝飾，如耳環(huán)、項圈、發(fā)夾、馬具等。白居易詩中的“步搖冠”，其實是慕容鮮卑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許多懸掛的小金片隨著每一步的晃動而晃動。中國東北、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考古發(fā)現(xiàn)表明，金補藥可以說是東亞地區(qū)共有的時尚。
本書強調，中國出土的粟特、薩珊、羅馬拜占庭體系的金銀器皿上也可以捕捉到歐亞風格。更重要的是，唐代的中國美學對西方金銀器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粟特銀器的造型和圖案，呈現(xiàn)出中西亞地區(qū)很難找到的唐代風格。作者舉了很多例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撒馬爾罕和片之肯特壁畫中的女簪子、女樂師、女舞者、女侍女形象與唐代壁畫的高度相似性。
唐代后期，金銀制品與華麗、昂貴的絲織品一樣，開始流行于宮外、京外的地方。南方諸侯贈送給長安的金銀器物的存世尤為引人注目，銘文記載的數量也隨之增加。這些從長安以外的財富中心運到長安的金銀器皿，并不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物品，而是主要用于獎勵和收藏。經過封建政府和私人作坊之手，這些金銀器具有歐亞風格。也為后人保留了一段關于長安的特殊記憶。
天空中的玉座：
長安與世界
渡邊信一郎有一部成名作《天空玉座》，主要探討了中國古代帝國在樞機會議、元會大典等大型儀式中所凸顯的帝制秩序。這種秩序的集中體現(xiàn)就是首都長安和皇帝居住的宮殿。象征著人間的紫微宮。世界似乎圍繞著長安和居住在其中心的皇帝旋轉。
名尾龍彥《長安的都市規(guī)劃》也以長安城本身為唐代美學的視覺焦點，分析帝都的建設及其政治文化。長安城與白居易詩中提到的另外兩個審美意象——金銀、服飾——已經成為長安記憶的共同組成部分。
長安是唐代中國人民的時尚之都。這一意義被唐史學者從多個維度效仿。然而，名尾龍彥這本書的意義揭示了另一種更為宏大的趨勢。8、9世紀，歐亞大陸東、中、西部同時出現(xiàn)了三個世界城市。他們的人口激增，信息聚集，文化燦爛。世界城市是人類審美和文明建設的集中體現(xiàn)，是時尚的更大載體。君士坦丁堡，橫跨兩大洋、兩大洲的東羅馬帝國的首都，由希臘人的舊港改造而成。巴格達，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新建的圓形都城，是一座融合了阿拉伯和波斯兩大文化的理想城市。長安，一座凝聚隋唐價值觀的宏偉城市，“匯聚了歐亞大陸東部一切古典文化（漢文化）”。與君士坦丁堡不同，但與巴格達相似，它是由一個帝國創(chuàng)建的。作者創(chuàng)造的理想城市。
長安城整體的審美形象首先是其棋盤式布局，即城市廣場體系。其次，它的整體設計使其具有宇宙之都的意義，尤其是大明宮仿天神境界。無論是儒家秩序的形象化、道家仙境的模擬，還是佛教寺廟的場景，都指向一個點，那就是長安城是中國人政治、經濟、文化的最高審美意象之一。和信念。
人類的審美風格不僅僅涉及服裝、裝飾、日常生活或文化物品。他們所居住的城市，尤其是各大帝國的首都，也是一種審美風格。芽尾龍彥在《長安的都市規(guī)劃》中沒有提到這一點，但我讀了他的另一部著作《隋唐長安與東亞比較都城史》（高冰冰等人譯，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發(fā)現(xiàn)了對“東亞資本時代”概念的討論。前面已經提到，長安城的建筑風格對周邊世界有著強烈的影響。當時至少是東北的渤海國，以及華東的日本、新羅等國都將長安獨特的審美風格復制到了各自的首都。如今游覽日本京都，不難發(fā)現(xiàn)微縮長安的背景；游覽黑龍江渤海之濱的都城遺址，在現(xiàn)代化的設施中，依稀可以看到塞北小長安的規(guī)模。
其實，我們還需要包括北京著名的“汗巴里”。忽必烈在草原與中原交匯、毗鄰海洋的地區(qū)重建了一座都城。不僅符合《周禮》的理想，而且與唐長安城的布局和草原的風格相適應。一舉超過原、臨、汴京、臨安。舊都。明清兩代的皇帝對北京城不斷的繼承和改造，實際上保留了帝制后期的又一座棋盤式都城。我想稱之為“長安2.0”。
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時期，一般前半段都以長安為都，后半段則以北京為都。偶爾有洛陽、南京的比賽，但主線不變。梅威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龐大的帝國既橫跨北方草原游牧區(qū)，又橫跨南方中原農耕區(qū)。北京和西安恰好位于兩者交匯形成的半月形區(qū)域內。中央帝都必定位于萬千王朝的交匯處。
這就是天上的玉座，人間的紫色，帝國的審美和理想。
回望唐朝所創(chuàng)造的輝煌盛世，唐人審美的高度確實讓后人驚嘆不已。匯聚大唐美景的長安，已成為記憶。那耀眼的美麗，隨著唐風的吹拂，從白居易詩中那些色彩斑斕、羽毛飄逸的舞者身邊溜過，從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器圖案中閃過。飛越唐朝周圍的廣闊天地……唐人的審美形象和長安的形象還遠嗎？這不，這三部關于唐代之美的學術著作無疑把我們帶回到了唐朝。放眼望去，我看到了無字碑，華清宮，大雁塔，顏柳的書法，李杜的詩詞，太宗的馬，它們一直都在，永遠活著！而精彩的學術會給我們一雙重新發(fā)現(xiàn)美的眼睛。